据统计，去年我国18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（不含市辖区）中，有43个县（或县级市）gdp总量突破千亿元，数量较上一年度增加5个。
“千亿县”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佼佼者。中办、国办近期印发《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》，明确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和具体任务。在此背景下，总结县城发展的成功样板更多了一层全局性意义。
“千亿县”版图
2021年，43个“千亿县”gdp总量超7万亿元。“千亿县”以不到全国陆地面积的0.8%，贡献了全国gdp总量的6.2%，平均gdp增速达12.6%，高出全国同期水平4.5个百分点。“千亿县”人均gdp达14.4万元，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.3万元。
从地区分布上来看，东部地区“多点开花”，中西部地区则多是“一枝独秀”。43个“千亿县”中，东部共有35个，中部5个，西部3个。按省份来看，江苏一省就占据17席，浙江有7个，福建5个，山东和湖南各有3个。
“千亿县”中，8个县gdp超过2000亿元，分别是昆山市、江阴市、张家港市、晋江市、常熟市、慈溪市、宜兴市、长沙县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前8名较上一年度没有发生变化。
晋江鞋服制造业发达 周义摄
综览“千亿县”的发展规模，一县强过一市，甚至跑过一省的现象令人称奇。一般来说，发展规模较大的县城需要依托中心城市，形成产业协作，成为中心城市发展引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，少数则依托自身强大的能源资源或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地域品牌，成功跻身“千亿县俱乐部”。
何以“千亿”？
除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以外，“千亿县”基本上都有前瞻性和稳定性兼具的政策支持、成熟度较高的产业条件和与之相配的人才基础。
这些优势条件并非一蹴而就，有些甚至经过了长达数十年的积累。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中国县域发展的苏南模式、晋江模式、温州模式等，这些模式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。“千亿县”的发展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，部分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则是多种发展模式的混合体。
——以特色产业发展为主的工业驱动型。工业通常是县域经济的主体。持续推进工业化，对于县域空间来说，是促进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手段，也是改善人民生活、积累社会财富的有效途径。可以说，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工业产业，是多数“千亿县”实现跨越式发展的“第一引擎”。如东部的启东市、温岭市，中部的肥西县、长沙县等，均是以培育龙头“链主”产业为依托，推动工业产业链持续向高端攀升。
——以外向经济为主的商贸驱动型。商业文化厚重、海外侨属众多的东部沿海地区县市，是中国县域空间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代表。主动对外开放，积极引进资金、技术，同时整合区域内劳动力市场，帮助晋江市、义乌市、荣成市等地冲出县域空间，发挥出区位、人口结构等相对优势。本土特色与国际眼光相交织，这些县市孕育出一种地缘性商贸文化现象，产生了广泛的竞争力与影响力。
——以本土资源开发为主的资源驱动型。在43个“千亿县”当中，有部分县市拥有“与生俱来”、不可替代的资源禀赋，这种绝对优势帮助其在县域发展竞争中占得先机，如煤炭资源丰富的陕西神木、内蒙古准格尔旗，白酒产业驰名中外的贵州仁怀等。近年来，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，一些资源驱动型县域也积极延链、补链、强链，布局文旅、装备制造、精细化工等产业，筑稳筑牢高质量发展基石。
向何处攀登
强县还需善治，善治才能富民。县城是一个有机体、生命体，管理者“知冷知热”，生命体才能“身强体壮”。当前，“千亿县”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，也在持续推进治理能力建设，充分释放基层活力。
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里的经营户在整理货架 江汉摄
义乌市以“减窗行动”为抓手的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，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；长沙县探索推广组级治理模式，开发搭建网上群众工作云平台；张家港市着眼数字化转型，数字化治理理念深入农业、制造业、金融业等各个领域，基层服务便捷化水平持续提升……“千亿县”在抓经济的同时，也力促治理能力迈上新台阶，形成社会创新活力充分涌动的生动局面。
可以说，从产业兴旺到治理有效，“千亿县”发展已渐成特色。从“千亿县”的主流发展路径可以看出，推进县域社会发展，要盯住以产业发展为抓手的城镇化进程，以畅通资源要素流动为枢纽，以善治富民为落点，夯实工业为基，做大第二产业，调优一、三产业，不必一味求全，而要培育地区、行业内的增长极，以“龙头企业”“领头产业”带动地域发展。
与此同时，比较“千亿县”与其他县域的发展现状也可以看到，县域社会发展尚存在许多待解难题。如发展不平衡，地区、省域甚至是市域内的发展差距较为明显；民生改善程度有差距，强县与富民尚未能统筹推进；部分县域发展资源消耗较大，资金、技术等要素不足；区域间存在发展壁垒，合作意识较为薄弱等。
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县域城镇化建设的政策牵引下，社会期待县域空间有更大作为。作为城乡连接点，县域空间要立足自身特点，以城乡体制改革为突破口，探索建立城市-县城-镇村的产业链合作体系，在城乡融合趋势下优化配置土地、劳动力、资本等生产要素，畅通县域消费市场，更好承接城市产业转移，让更多县域发展壮大起来。（孙文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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